李录：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思考

作者简介：李录，著名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成员和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成员。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青年总裁组织、太平洋协会和百人会成员。1966年出生于中国唐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时获得三个学位，分别为经济学学士学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及法学院的法律博士。1997年底，李录先生创办喜马拉雅资本。自1998年1月以来，他一直是公司基金Himalaya Capital Investors，LP的投资管理人。李录先生因其职业生涯和社会活动等曾获诸项荣誉。李录先生的生平被收录于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Family of Voices”中。2015年，李录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展望》的著名演讲。本文节选自李录先生《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的有关章节。

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预测——社会政治可能的演进

科技文明时代对现代政治的要求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演进时，社会政治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从轴心时代开始，政治、道德及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从未改变过：什么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但是针对个人的美好人生与针对集体的美好社会，它们之间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与人类所处的经济时代高度相关，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尽相同。从农业文明到科技文明的演化让它们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农业文明是短缺经济，存在马尔萨斯陷阱，社会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总会周期性的非自然死亡。个人的命运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他从属于哪个团体，那个团体在生存竞争中的成败如何，所以美好社会是美好人生的必要前提，美好人生必须在美好社会中实现。儒家伦理中以家庭为单位向外延伸的亲疏关系有其经济上的原因。在同一时期，西方社会在传统的国家、民族区别之上，又进一步分裂出不同的一元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新教（近代）。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以团体定义的内／外、我们／他们是生存的需求，各个文化中的政治也以建设自我定义的封闭美好社会为中心诉求。

科技文明的本质是富足文明，经济的复利成长最终能够解决所有人的生存问题。不仅如此，科技文明的基础是以知识交换为基础的“一加一大于四”。创新需要个人的参与和行动，个人是科技文明的重要元素、动力来源及最终目标。因此在科技文明时代，美好人生取代美好社会成为政治目标中最重要的考量。在科技文明时代，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演化过程中，从集体中心向个体中心转化正是3.0文明时代对政治演进的核心要求。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可持续的政治体制可能都需要把个人放在和集体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位置上。

西方的实践——宪政民主制

在西方，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诞生的一个伟大制度创新就是宪政民主制。宪政民主制从思想上源于启蒙时代的君权民授论，就是政府的权力源于公民的认同和授权。这是在轴心时代民重君轻思想上的发展与延伸。宪政指的是有限政府，即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制约。一国之中没有任何人的权力高于宪法。同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得到宪法保障，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宪政下的民主则指公民参与选举政府及政治权力分配的制度。

从实际政治发展、演化历史上看，宪政民主制反映的是伴随着3.0文明的出现，商业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上升，个人对经济的重要性变大。代表新型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进入政府，使政府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在经济活动中从管理、干预过渡到辅助作用，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提供、保护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

宪政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上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通常是宪政先于民主，财产权、经济自由早于选举权、政治自由。以最早也最成功的宪政民主国家英国为例，一八三○年，英国已进入3.0文明时代，宪政已经实行一百多年，公民也拥有充分自由，但是此时英国公民仍只能投票选举下议院议员，且有投票权的人占总人口不到二％。尽管接受君权民授，授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权力的分配，最早从皇权到了诸侯，再后来到有产阶级选举权。

选举权在有产阶级中，又从大产开始，逐渐扩大到中产阶级、小产阶级，后来到了男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最后演变成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投票。就英、美的实践来看，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准直接相关，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选举权的平等是从资格平等开始逐步开放的，到最后，当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几乎人人都成为中产阶级、都受到基本教育后，才变成成年人一人一票，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结果直到二战结束的四十年代末才真正实现。

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以选举结果来决定，人人都可参与，公开、透明、机会平等，所以这套制度有其合法性，也比较公平，有持续的生命力。

英美宪政民主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英美社会相对平缓的步入3.0文明，政府基本上不干预市场活动，并在国际间推行自由贸易，公民有充分的自由、财产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利随着经济收入增加，逐步、缓慢开放。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制共同造就经济、政治上的机会平等，塑造3.0文明的西方典范，并建构在当时最有效、最大的自由市场体系。由于3.0文明铁律的规模效应，这个市场最终成为今天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

相较于英美，欧洲大陆的政治演进要复杂曲折得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内与对外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欧洲大陆国家和英美更是主导着影响全球的殖民侵略、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虽然最终主要的西方国家今天都建立较为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对于西方之外的观察者来说，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可能更大于经验。

今天，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宪政民主制国家，这个制度也不是没有弊端。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民意政治更能代表局部、短期利益，而常常与整个社会的整体、长期利益矛盾。金钱在选举过程中的腐化作用更是雪上加霜。矛盾不可调和时会让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长期政策近于瘫痪（如今天的美国国会）。邱吉尔的名言：“除了我们已经尝试的其他政治体制外，民主是最坏的。”并非仅仅是幽默。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实践及其演化

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成就主要是在小国政治下取得的。即使如美国，在殖民时代立国时也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当然，在两百五十年后，美国已经拥有三亿多人口，这个制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口是其四倍多，这对政治复杂程度的要求也是几何级数成长的。

历史上中国几乎一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的政治成就，以其人口之多，政治之稳定，和平时间之长，个人之公平，在农业文明时代都可谓登峰造极。但是当世界进入到3.0科技文明时代，中国传统政治如何演进却是一个持续一、两百年，至今仍在探索的难题。

从思想来源上看，中国传统政治大体是儒、道、法三家混杂，儒家重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法家重赏罚执行，道家调整政府与社会、官家与民间的利益均衡。中国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一个政治实践是非成败的实验室，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后人、中外都很有意义。

儒、道、法三者混合的程度历来都是政治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中华帝国开创之初，秦始皇重法废儒，在战时异常成功，但在帝国和平初创时期赏轻罚重，在改天换地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又没有道家的节奏调整，以致于把社会推到极致，一代而亡。在连年战争、重新统一中国后，文景两帝以道家为底色治国，休养生息，使国家百姓恢复元气，终成「文景之治」。至武帝又以严法极尽扩张，社会再遭重创，需宣帝再次以道家之法恢复。三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结合、度量的把握，正是中国政治的最高境界。

科技文明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创新、标新立异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与农业文明中对个人的文化期许大相迳庭。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纷繁多样，传统中既有适应现代性的成分，也有需要进一步演进的部分，还有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部分。比如，道家提倡的政府无为而治，恰恰暗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法家的赏罚规则需要在新时代做出调整，因为来自政府的奖赏已不再是个人成就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在商业社会中，政府与商业已成为个人晋升的两条并行通道，这与科举时代相比已大相迳庭。赏轻，责罚也需要轻。

同样，儒家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也必须对个人与集体关系重新做出调整。而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一支的墨家，因其对个人价值的尊崇，对和平、兼爱、正义的坚持，对逻辑思维、科学精神的探索，极有可能在科技文明时代成为和儒家思想同样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泉源。总的来说，与科技文明相调适的现代政治需要多一些道家底色，与民休养让利，轻罚轻放，并兼顾个人与集体的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规模入汉，在此后几百年中与儒、道交互激荡，互为影响，形成儒、释、道三者的对立统一，又在此后激发出儒学中宋明理学的发展。一八四○年后西学东渐，又再次对华夏文明产生更强大的冲击。清末民初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抱着同样的热情投入到重整国故的学术研究中，希望透过中国版「文艺复兴」运动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来自传统的新泉源与动力。

中国自洋务运动之后便开始政治现代化的各种实验。现代政党体制最初也是由西方引入。现代政党制度从体制上解决最高皇权依靠单一家庭血缘继承的问题，使最高领导可以在较大的人群中择贤而选。在组织集体力量方面，现代政党对成员的控制力比传统的儒、法结合对士大夫官吏的控制更进一步。在邓小平时代，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开放态度，使得这个时期的政治更具道家为政的色彩，为个人、社会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与科技文明的需求符合，促使经济开始长达四十年史无前例的高歌勐进。

在富足经济时代，个人既是政治的起点，也是重要的终点，和集体利益同等重要。所以任何可持续的政治都需充分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当然也必须尊重人性中所有的自私、懦弱、不完美，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恰恰给予所有不完美的个人无穷的空间和意义。对利润的追求、自私甚至贪婪，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蓬勃向上的动力，懦弱和懒惰为科技探索及普及提供丰富的土壤，攀比、炫耀甚至也是消费成长的一部分。

东西方各自独特的道路

就权力的目的、来源和分配方式而言，西方在农业文明时代实行的主要是血统制及部分的军功贤能制。在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西方从人权概念出发，以个人「自然权利」的来源界定「公民权利」的目的和分配。中国历史上实行的是以权力分配机会平等为基础的政治贤能制。

从制度安排角度看，传统科举制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开放性、普遍性及权力分配的资格制，人人都可以透过公开、透明、公平的考试、考核竞争机制获取分配政治权力的资格。透过对学习能力和治理能力的考核来选拔最优秀的人，政府选贤任能，把最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政府，从平民中选拔出的大量政治精英又让政府具有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远见与执行力。这个伟大的制度创新让中国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领先西方、领先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成功的文官系统、职业军队都多少受科举制某些方面的影响。尽管有种种弱点，科举制仍不失为2.0文明时代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历史中维系一个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科举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受科举制影响，政治权力的资格观念依然深入人心，从这个观念出发有可能逐步演化出现代性的制度安排。

从资格观念出发，与西方相比，未来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可能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成为需要赢得的资格。比如，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职位愈高，资格要求也愈高，选举人及被选举人愈少，层层递进。村子或街道里，成年人可以自行选择，一人一票，自治、自理。

国家公务员则需要透过严格的考试，高职位则对学历、政绩、品德、民意有更高要求，资格与职位相当，到了国家领导人，则在极少数拥有最高资历的人中平级选出。这是一种资格选举制，就是透过考试、考核、有限选举的结合方式选贤任能。从历史经验上看，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经济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经济处于低等发展时，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求；中等发达水准时，对环境保护、生命安全要求更高；到了高度发展水准，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达到最高。

执政党作为现代政党，为了更有效吸收最优秀人才，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机会，也会逐步对全社会开放，透过考试、考核，公平竞争，让人人都有机会凭能力参与政党内部权力的分配。另外，一些已开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已开发国家对公务员实施的「高薪养廉」政策也值得参考。

在适当的时机，将政府高阶主管的工资水准与社会、商业同等高阶主管工资水准挂钩，建立指数对应关系，以高薪养廉。同时，大力削减政府权力，尤其是削减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管理方式从正面清单逐步过渡到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实施对腐败的零容忍。以严厉的法律、严格的党内纪律、媒体监督、民意举报等多种方式、多种管道将腐败控制在最狭小的范围内。

这种以资格为基础的政治开放可以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达成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这与西方以个人「自然权利」观念为出发点的公民参政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最终都达到同个目标，过程则更平缓，更有可能避免社会的激烈动荡。

当然，这种方式仅仅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但不是唯一）方式，只是它比较切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就公共政治权力的执行、边界、监督而言，西方社会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与宪政确实是一个伟大创新。它帮助解决科技文明时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复杂商业活动中必然会产生的纠纷，政府与民间商业的利益界定，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政府公权力的限制，对官僚腐败的公平惩处等等。

西方的独立司法和宪政部分源自于早期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实践及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法家在先秦的实践，尤其是商鞅在秦孝公时代的实践，也为今天的独立司法留下有益经验。但是这个传统在秦汉大一统政体建立之后就不复存在，权与法孰大因人因事而异。也因此，法制建设不太会与西方的道路相同。在这方面的探索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期待的是，执政党在法制建设方面已经下了巨大的决心，而社会对此的期待和要求也在增强。

从实践上，日本、南韩尽管深受美国影响，仍表现出强烈的东亚文化痕迹，而李光耀在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实践更有可能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作为自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历史上多次自我演化，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独立的司法制度，解决了腐败问题，同时给予公民足够的空间发展，并保护其权利及财产。有为政府与道家底色相得益彰，互为支撑。

当然，中国政治面临的问题从来都是大数问题，人口到了一定数量，所有在小国中的成功实践都未必适用，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而言仅仅只能作为参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并逐步前进。

完成这一系列改革后，在中国社会中将出现经济、政治两个对全民开放、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大量社会人才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同时也有大量有公益精神的人才流入政府，透过资格选举制，选贤任能，在宪法限定下，精英治国。

人类就本性而言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凡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都可以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与政治运动之中。一九七○年代末，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第一次有了专注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取得史无前例的卓越成就。在中国从2.5 文明向3.0文明的迈进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上述各项挑战。但是，一八四○年至今的一百七十多年来，中国今天面临的优越环境和条件仍然是最好的。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希望面对挑战，解决问题，最终向3.0文明演进，彻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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